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在这一价值坐标上指引航向，深刻回答“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课题。人民性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现实的人”的深刻洞见，又熔铸“民惟邦本”“水能载舟”的文化基因，更在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等伟大实践中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指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对于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汇聚人民磅礴伟力，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历史传承与文化根脉：习近平经济思想人民性的逻辑溯源

人民立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最鲜明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升华为经济治理的最高原则，强调所有宏观政策、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都必须首先回应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待。人民性因此贯穿财政金融、科技创新、区域协调乃至数字经济的全领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开辟新境界的价值主轴。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把这些跨越时空的价值因子创造性转化为现代话语：以“共同富裕”接续“利民为本”，以“绿水青山”升华“天人合一”，以“协和万邦”拓展天下情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在现实层面实现双向赋能。由此，民本智慧从历史典籍走向制度设计，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焕发崭新活力，展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的交相辉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年年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精准扶贫、三次分配、教育公平、医保改革等系统工程，把“人民至上”镌刻进指标体系与考核机制，让群众幸福感成为衡量增长质效的硬指标。理论逻辑与文化逻辑在这一连贯实践中相互交融，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论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其鲜明的人民性内涵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以人为本的经济纲领：习近平经济思想人民性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经济思想将“人民至上”确立为价值标尺，为新时代经济治理塑造了“目标—动力—分配—评判”四位一体的系统架构。就发展目的而言，它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出发点。面对消费结构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优化产业链和公共产品供给，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生态等民生要素嵌入增长逻辑，实现了生产目的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同频共振。高质量发展的评估体系因此不再局限于GDP指标，而是更加注重人民群众在可及性、获得感和体验感上的综合福祉。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这一唯物史观原理，把释放劳动者创造潜能视为生产关系调整的关键支点。简政放权、数字政务与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创新，重塑了要素配置机制，让亿万市场主体从制度束缚中走向自主联合、协同创新。正是这种“依靠人民”的实践逻辑，使微观活力与宏观战略形成良性互动，为经济转向创新驱动注入持久内生力，也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在成果分配上，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让发展成色体现在人民共享上。通过完善初次分配、健全再分配、激励三次分配的统筹设计，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向橄榄型转变；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实践，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实现链条，让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及时转化为人民的幸福指数。与此同时，一体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以纵深制度供给托举群体性福祉，彰显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经济思想要求，把“人民拥护、人民赞成、人民满意”嵌入宏观调控与绩效考核的全过程，将就业质量、收入分配、公平教育、医疗保障、生态环境等事关民生福祉的指标纳入常态化监测平台，并通过人大监督、预算公开、网络问政等渠道，形成从民意感知、政策制定到效能评估的循环链条。这样做的要义，在于让每一项经济政策都能对照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校准方向，并在动态反馈中及时纠偏、优化，实现人民价值与发展效率的统一。人民质询、制度响应、结果再由人民检验的治理逻辑，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主导—人民共享—人民评判”的内在优势，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在新时代政治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意义。

人民至上引领现代化：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

新发展理念把经济增长的标尺从速度切换到质量，以创新驱动、绿色转型破解资源与生态双重约束，把高水平供给同多样化需求精准匹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则通过制度化供给回应人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环境等方面日益递增的美好生活期盼，使“人的全面发展”从宏阔愿景落地为可度量的民生指标。在此过程中，“共同富裕”既是价值目标，也是治理方法：它通过三次分配协同、地区差异补偿与数字治理赋能，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分化，实现发展成果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的公平共享。

人民性同时为党的初心使命凝聚起跨越周期的磅礴力量。将“人民至上”镌刻进宏观调控与制度设计全过程，把就业优先、教育公平、健康中国、社会保障等群众关切置于政策议程中心，让经济决策与民意诉求保持动态同频。全过程人民民主把群众从“被动受益者”转变为“制度共建者”：预算公开、基层协商、网络问政等机制，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都要接受人民的实时审视和反馈，形成“民意—决策—监督”的完整体系，进而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治理效能。人民对政策效果的即时感知与制度化表达，为改革攻坚提供了可持续的合法性基础，也不断激活了社会自下而上的创造活力。

习近平经济思想倡导“依靠人民发展生产力”，通过新质生产力培育、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把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和创新资源优势；“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制度组合，将科研人员、小微企业、职业农民等多元主体纳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产业链升级之中，构建起“万众创新—战略攻关”双轮驱动格局。数字经济、绿色金融、共享平台等新经济形态，使普通劳动者能够凭借知识、技术和数据资本参与价值分配，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在生产力跃升中的主体地位。由此，人民需求牵引供给升级，人民力量激活制度创新，人民共享检验发展成色，形成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向纵深拓展的内在机制，实现了人民性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结合。（王一博）

〔作者单位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4年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青年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西藏的实践研究”（24QNKS02）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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