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国家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的意见》指出，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帮助各族群众增加收入、提高技能、更新观念，搭建平台、拓展空间、提供服务，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易地搬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是中国脱贫攻坚史上的伟大实践，其核心目标不仅是实现搬迁群众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通过系统性构建互嵌式社区结构、推动搬迁群众从“共居”的物理状态迈向“共融”的社区共同体。这一过程涉及空间、经济、文化、治理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其本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基层社会的生动实践。

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意义：从整合到认同的多重价值

易地搬迁社区的共同体建设有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整合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的深化。在政治层面，易地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群众在告别贫困、共享新生活的体验过程中，强化了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易地搬迁社区通过常态化开展理论政策宣讲、升国旗、感恩教育等活动，“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

在社会层面，易地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推动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互嵌式社区打破了传统血缘、地缘的封闭性，促进了跨民族社会资本的形成。易地搬迁社区通过开展“一老一小”关爱服务、公益积分兑换等活动，进一步培育了搬迁群众的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社区日益成为情感联结的有效载体。这种社会整合不仅有助于消除文化隔阂，更使社区成为传递现代文明理念的场所，推动了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文化层面，共同体建设有助于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易地搬迁社区通过文化场所建设、节日共庆、文明评选等活动，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创新性融合。搬迁群众在共享的文化场景中，既保留乡土记忆，又接纳现代文明，促进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认同格局的形成。这种文化整合不仅有助于消除心理上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更使中华文化认同成为凝聚人心的深层力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撑。

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阐释：多维理论视角的融合解读

易地搬迁社区的共同体建设，可以从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社会学经典理论结合的视角得到深刻阐释。首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分析易地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范式。易地搬迁社区的共同体建设生动体现了“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各民族文化的“基层”得到尊重与保护；另一方面，中华文化认同的“高层”通过空间互嵌、经济协同、文化共融不断得以强化。

其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为理解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搬迁前的村落基于同质化形成了“机械团结”，村民之间的社会纽带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关系上。而互嵌式搬迁社区则通过功能互补和分工协作实现了“有机团结”，不同民族、来自不同地域的搬迁群众在社区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各司其职、相互依赖，这种经济上的分工协作成为社会团结的新基础。而且，搬迁群众在参与社区治理、共享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超越传统身份的新的社会联结，从而促进搬迁社区共同体的形成。

再次，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概念也有助于分析易地搬迁的社会关系变迁。易地搬迁社区借助“居民议事厅”“院落协商会”等平台，恢复了传统社区中的面对面交往；通过制定社区公约、评选文明家庭等举措，重塑了搬迁群众的共同价值规范。这种努力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中自觉构建共同体关系的尝试，可有效缓解搬迁群众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不适感。

最后，社会资本理论有助于凝聚和激发社区共同体发展的内在动力。易地搬迁社区通过创造公共空间、组织集体活动，增加了搬迁群众的交往频率和深度，跨民族、跨地域的关系网络能够增强社区韧性。而“积分制”治理等创新，则通过激励群众参与，将社会资本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过程有助于培塑搬迁群众的合作规范与信任文化，为易地搬迁社区共同体的长效发展奠定基础。

共同体建设的实现路径：系统化的融合机制

易地搬迁社区共同体建设依赖于一套系统化的融合机制，其核心是通过多维制度设计促进搬迁群众全方位嵌入和深入融合。首先，空间互嵌是社区共同体形成的物理基础。通过科学的居住规划，打破传统聚居模式，实现多民族交错杂居。这种设计不仅改变了居住的物理格局，更重构了社会关系的空间载体，为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条件。社区的公共活动场所配套建设，如文化广场、老年活动中心等，则为搬迁群众提供了非正式交流空间，使偶然相遇转化为有意接触，促进了更深层次情感联结的形成。

其次，经济互嵌是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物质保障。通过产业培育、就业帮扶等利益联结机制，促进搬迁群众在共同生产中结为发展联盟。“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的模式，如产业园区、公益性岗位等，不仅有助于解决搬迁群众的生计问题，还会增强搬迁户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社区推出的劳动力培训、创业支持等举措，不仅有助于增强搬迁群众的市场适应能力，还可使他们在分工协作中深刻体验命运与共的现实。

再次，文化融合是社区共同体凝聚的精神纽带。易地搬迁社区通过文化共学、节日共庆等方式，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通过组织非遗传承、文艺汇演等活动，既尊重了文化多样性，又可强化中华文化认同；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文明习惯培育等举措，可有效提升群众参与现代公共生活的能力，为其心理认同奠定基础。这种文化整合绝不是简单的文化替代，而是通过创建共享的文化符号和集体记忆，增强“我们感”的共同体意识。

最后，治理协同是社区共同体运行的制度支撑。党建引领下的网格化管理、居民议事会、积分制等治理创新机制，有助于搬迁群众从治理对象转化为社区主人。通过组建社区志愿者队伍、设立楼栋长、开展民主协商等举措，可使群众在参与公共事务中不断增强归属感和责任感。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服务效率，更能在制度层面巩固搬迁群众的共同体意识，培养其权利意识和公共精神，实现治理现代化与共同体建设的有机统一。（曹水群 罗迅）

〔作者单位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边境和美乡村建设研究（23BKS192）”、西藏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西藏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问题研究(20BKS01)”、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21SZJS5401069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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