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咸阳地区煤炭资源丰富，本地居民采煤烧炭历史悠久。煤炭作为咸阳重要的矿产资源，产煤地主要分布在彬州、长武、旬邑、淳化一带，旧时咸阳县则是关中煤炭贸易集散地，是渭河流域的重要煤炭交易中心，但随着陇海铁路通车咸阳，近代咸阳煤炭贸易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陇海铁路西宝段正式通车。

旧时的煤炭业

关于煤炭资源的发现和采挖，咸阳地区相关地方志均有明确记载，如《邠州志》记载：“石炭，明嘉靖甲辰六月，民始凿石取之。”邠州即今之彬州市。再如《三水县志》所载，“刘家山在邑东四十里，旧有炭窠，岁供窑场，邑民资之。”三水县即今旬邑县。还有《永寿县新志》记载，拜家河“河以南隶永，其地无多，仅煤井二三处，而永寿石炭已竞侈为土产矣”等。

明清时期，咸阳北部县开窑取煤，虽然地方官府不甚管控，放任民众开窑自采，但由于土法打井，人工挖煤辘轳绞，故障频发且生产效率低，难以形成稳步发展的生产局面。当时民间找煤采煤，主要依靠传统土法。民国时期，咸阳没有对本地煤炭资源进行地质勘探，找煤仍依赖世代相传的经验，缺乏科学严谨精神和专业的勘探和采掘设备，挖煤也多是采浅层煤炭。本地对煤炭资源的认识，即关于煤田范围、煤质分布、煤炭储量等信息，实际上还是较为笼统。

据《咸阳市志》记载，在民国时期，咸阳本地传统煤炭企业，主要采取“观山势，辨土色，顺着标志岩层，追踪前进，扩大面积布点建矿”，或者“沿河沟凭借煤层露头，以煤找煤，扩大范围，布点建井。”同时，由于采煤条件相对简陋落后，煤产量规模也非常有限，所采之煤还是靠人力推车、畜力驮运，运输成本高昂，远高于已通铁路地区的运输成本。因为铁路线在当时还没铺设延伸到咸阳北部地区。其次，旧时咸阳南部各县民众买煤，使用牲畜牵引的硬轮大车，去北部自行买煤拉煤，或直接到县城煤炭店铺或煤厂买煤。再者，明清以来的咸阳煤炭企业，都是地产地销状态，就是在本地完成生产、销售和消费。可以说，咸阳煤炭资源囿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产业链较为简单滞后，缺乏相应的市场竞争力。

民国时期，咸阳的煤炭企业也只有寥寥数家，产量参差不齐，知名煤炭企业不多。近代咸阳煤矿企业主要有邠县红土沟益民煤矿、邠县西北民生煤矿、永寿平遥煤矿，旬邑县的新义煤矿、正义煤矿，以及淳化县人民煤矿等。其中，淳化县这座煤矿企业，也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唯一在咸阳境内的煤矿企业。据记载，该煤矿企业属于人工开掘，规模较小，日产煤量在万斤以内，仅供当地需要。

咸阳古渡。

近代的煤炭贸易

清末民国时期，咸阳地区的煤炭虽未形成稳定增长的出口外销局面，但除了本地消耗外，多余的煤炭还是会和其他地区生产的煤炭，都通过咸阳渭河水运和陆运销售到兴平、武功、乾县和宝鸡等关中地区。咸阳作为关中重要水陆交通枢纽，煤炭经销贸易发展迅速，煤炭成为咸阳商贸往来的大宗商品，是咸阳古渡码头常年装卸运输的重要物资，而咸阳县也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条件，成为关中渭河流域的重要煤炭批发集散地。

经过咸阳古渡中转的煤炭还有其他两个来源，山西的煤炭和渭南地区的蒲城白水煤炭。其中，山西的煤炭入陕走水路，先是从龙门出山，再到禹门口装船，顺流抵达陕西华阴县三河口，然后由此溯渭水西上。到了渭河流域的西安、咸阳时，这些炭船就分成两拨，分别在西安北部的草滩镇和咸阳古渡卸货。其中运送到西安的煤炭供应西安城乡，即只在当地销售和消耗，但是运到咸阳的煤炭，则并非仅供应咸阳一城一地，而是还供应咸阳以西地区，咸阳则起到集散中转地作用。同时，从蒲城白水经过陆路运到咸阳的煤炭，通常是用畜力大车、牲口驮运，以及人力推车，甚至还有用担担的，即肩挑背扛。应说明的是，咸阳本地彬县、旬邑等地的煤炭，也是通过此法运到咸阳县。

经过水运而来的船炭和陆运来的煤炭，共同运达交通条件优越的咸阳县，咸阳因此成为关中著名的煤炭交易重镇，咸阳的煤炭生意也因此兴旺发达。繁荣的煤炭贸易使得咸阳县具有两个煤炭行业会馆，分别是咸阳古城南门外的陕西炭行会馆，东门外的山西炭行会馆。由此不难得知，咸阳县煤炭贸易之强盛，商号之众多。

清末民国时期，咸阳县的煤炭业商号，较为知名的有四盛通、同春和、永义和。四盛通是民国时期咸阳县煤炭业的代表性商号，坐落在咸阳古城南大街，临近咸阳古渡，又称“刘四炭场子”，在咸阳县家喻户晓，名气很大。这几家商号资本雄厚，自造运煤船只，运输成本因而较低，利润自然比其他煤炭商号丰厚。如“四盛通”商号拥有自制木船四艘，往返于晋陕两省，专事煤炭运输经销买卖。除了这些大商号，还有其他诸如天生元、福茂成、全发祥、瑞生福、复兴荣、隆丰、晋华等煤炭业商号。煤炭业不仅有众多商号，还有其他从业人群，如煤炭交易经纪人，旧时也叫“牙家”，也有“炭经纪”的说法，这类人就是常年穿梭于煤炭商号、运煤买煤群体之间，以撮合成交，收取买卖双方佣金为生。还有从事运煤的车户、船户、驮户、纤夫，以及买家群体。这些便是近代咸阳煤炭业生产、销售、运输、消耗产业链条的基本轮廓。

煤炭贸易的变迁

清末，咸阳地区煤炭资源开采日益增多，但由于是人工开采，产量并不稳定，因此煤炭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不过，这并不影响咸阳县作为关中煤炭交易集散地的经济地位。到了民国，咸阳本地煤炭开采持续增多，咸阳县的煤炭交易也稳步发展。1935年，咸阳火车站开通后，咸阳的煤炭交易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当咸阳西边的兴平、武功、宝鸡等地火车站建设和运行后，煤炭贸易传统水路和陆路运输结构遭到严重冲击。取而代之的是铁路运输的增多，因为火车运输量大速度快，咸阳古渡的煤炭装卸量开始日渐减少。至此，咸阳逐渐失去了煤炭集散地的经济地位，基本结束了煤炭贸易的辉煌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寇侵入山西，晋陕两省的正常交通往来已困难重重，晋煤无法入陕。这时虽然大批工业企业内迁陕西，促进了咸阳本地工业发展，但同时也导致咸阳煤炭需求量剧增。晋煤西运受阻，导致关中出现煤荒，咸阳的煤炭贸易更是日趋萎缩，煤炭业商号相继歇业。1942年，咸阳同官（今铜川）之间的咸同铁路通车，但同官煤炭首先供应陇海铁路沿线机车之用，其次供应驻西安的政府机关和慈善团体等单位，余则允许商民赴同官买煤拉煤。

到了抗战后期，咸阳县还在营业的煤业商号寥寥无几。据《秦都区志》记载，1944年，咸阳县较大的四盛通、同春和、永义和3家煤炭商号均已停业，仅剩5家小煤厂还在营业，这些小煤厂的煤炭主要是来自同官、白水等地，仅能勉强供应咸阳县城乡所需。但这种煤的供应量很有限，所以商号煤厂的经营规模都大不如前，而咸阳打包厂、裕农油厂这些大厂企业则是自行去同官拉煤，不通过咸阳商号煤厂购买。实际上，这些大厂用煤量巨大，咸阳县的炭行商户难以负担，所以也只能自行采购。

抗战结束后，咸阳的煤炭贸易逐步恢复发展，不过很快又因战争而停滞不前。1948年，国民党咸阳县政府以“戡乱”名义，设立军民合作站，将全县煤炭商号及其存煤量登记在册，全部予以冻结，严禁出售以专供军用。国民党军队拉煤时，只付煤价的三成现金，剩下的七成记账，由合作站凭条补齐。由于煤很快被国民党拉完，商户却收不回来欠款，致使煤炭商号亏损严重，濒临倒闭。1949年，到了解放咸阳前，咸阳煤炭行业已经奄奄一息，仅存的几家商号更是朝不保夕，岌岌可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政策，咸阳的煤炭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煤炭商号数量短短数年，就增加到三十余家。不久，在社会主义改造下，煤炭业走上了公私合营与合作化道路，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新时代下，煤炭工业已经成为咸阳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在与时俱进中开拓创新，在转型升级中高质量发展，继续为咸阳和陕西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作出重要贡献。（任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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