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嵕巍巍，渭水汤汤。在九嵕之南，渭水之北的咸阳原上，有九座西汉帝陵坐落于此，形成自西向东绵延分布的帝王陵墓群。其中，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座陵墓旁皆设陵邑，因此咸阳原又名“五陵原”。就在这五陵原上，出现了极具特色的文化意象，即后世所称的五陵少年群体。他们非富即贵，鲜衣怒马，既有纨绔子弟的奢靡张扬，又兼具游侠的慷慨豪迈与志士的家国担当，在《史记》《汉书》的字里行间，留下了鲜活生动的青春群像。

西汉帝陵陵邑分布图。

陵邑兴邦

五陵少年的出现，源于西汉的陵邑制度。汉高祖刘邦开徙民实陵之例，《汉书·地理志》载：“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最初迁徙多为关东豪族，尤以秦末农民战争的失败者为主，如齐国田氏，《汉书·车千秋传》记载：“车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齐诸田徙长陵”。后续帝陵沿袭旧制，迁徙人员多为地方豪强和优伶、商人以及流民，如惠帝安陵邑专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三秦记辑注》称之为“女啁陵”，形成了独特的礼乐氛围；景帝阳陵邑建设早于帝陵本身，《史记·孝景本纪》载：前元五年“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考古发掘显示其城池规整、市井繁华，已形成成熟的手工业与商贸体系，可见迁徙者多为工匠、商贾；武帝茂陵邑规模最盛，先后三次徙民，《汉书·武帝纪》明确记载：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连杜邺这样的官宦世家亦在其列，“祖父及父积功劳皆至郡守，武帝时徙茂陵”；昭帝平陵邑则文风鼎盛，先后走出五位丞相与诸多大儒，人口极盛时达三万户。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贵胄子弟，被后世冠以“五陵少年”之名。

与此同时，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巨额财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富贾大商，大抵尽诸田，田蔷，田兰”，形成了“聚天下精英于一隅”的布局。这种富庶的地理环境与繁荣的文化氛围构成了五陵少年的根基。

纨绔风华

五陵少年最初的文化形象是富贵与张扬。他们生活极尽奢靡，《汉书·田蚡传》所载的长陵人田蚡便是一个典型，“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其家族子弟的生活亦可想见。

他们的日常生活充斥着锦衣怒马的排场与呼朋引伴的喧嚣。《盐铁论·刺权》：“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生活之豪奢，可见一斑。这些少年腰佩精钢利剑，胯下西域良驹，出入于酒肆歌楼之间，多有“击剑酣歌”为乐，常常追随当时豪侠如郭解、田仲等人“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

因背靠权贵，出身豪富，五陵少年常有恃宠而骄之举，连执掌京畿的京兆尹也对其束手束脚。据《汉书》记载，西汉历任京兆尹任期多则两三年，短则数月，皆因“治则得罪权贵，纵则危及治安”，而五陵少年正是最难驾驭的群体。

但奢靡骄纵并非全部。优越的家境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教育资源，长陵邑中，田氏子弟与齐鲁儒生探讨经义；阳陵书肆里，少年们临摹司马相如赋作；平陵邑中，大儒的讲学更是吸引众多子弟旁听。这种物质与文化的双重滋养，让他们在张扬之外，更有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使五陵少年在史书上拥有了另一种文化形象。

侠骨丹心

汉代尚武之风盛行，五陵少年无疑是这股潮流的核心群体。他们自幼习练武艺，既为强身健体，更为践行“丈夫当提剑汗马取功名”的理想，而武帝时期的边疆危机，更让这份尚武精神升华为家国担当。

茂陵少年霍去病的传奇，便是五陵少年侠骨丹心的最高彰显。《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霍去病“年十八，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十七岁便率八百轻骑深入匈奴腹地，因功封冠军侯。其后他“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将汉朝疆域推至漠北。这位生长于茂陵邑的少年将军，用热血诠释了五陵子弟“为国赴难”的担当。

除了沙场建功，五陵少年与游侠文化的交融更显其精神特质。汉武帝为打击地方豪侠，将大批豪杰徙至茂陵，《史记·游侠列传》记载，著名游侠郭解便是此时迁来，“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郭解至关中后，众多五陵少年争相与之交往，效仿其“重然诺、轻生死”的侠风。这些少年虽未完全成为游侠，却成为侠义文化的重要载体，他们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将“义”字刻入言行。

这种侠气与忠勇的结合，在危难之际更显力量。王莽篡汉时，长陵人翟义“举兵诛莽”，《汉书·翟方进传》载其“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大批五陵少年响应参军，虽最终兵败，却展现了群体的忠义底色。而平陵邑出身的韦氏子弟，更是将这份精神传承数代，《后汉书》记载其家族“三世三公，四世封侯”，在两汉交替的战乱中保全基业，成为乱世中的重要力量。

文脉传承

五陵少年不仅是武力与财富的象征，更是汉代文化潮流的引领者。陵邑中汇聚的多元文化，经由他们的践行与传播，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尚。

在思想领域，他们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承者。长陵邑的田氏家族自徙关中后，便“聚徒授经”，《汉书·儒林传》记载，田王孙师从丁宽研习《易》学，后成为博士，其弟子施雠、孟喜、梁丘贺皆成一代大儒。而田氏子弟正是其最早的追随者。平陵邑更是经学重镇，韦贤、韦玄成父子相继为相，皆以经学闻名，《汉书·韦贤传》称其“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其家族子弟形成的“平陵学派”，对汉代经学发展影响深远。

在艺术与生活领域，五陵少年则是“胡风东渐”的先行者。安陵邑因徙入大量倡优乐人，成为音乐歌舞中心，少年们在此接触西域乐器与歌舞，而后带入长安，《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胡笳、琵琶、箜篌”等乐器，正是经由五陵地区传入中原。茂陵邑中，少年们追捧西域良马与服饰，“胡服骑射”的风尚再度流行，这种对异域文化的包容与接纳，恰是汉代开放精神的缩影。

他们对文学的推崇更催生了创作热潮。阳陵少年司马相如早年“游京师，学击剑，属文辞”，虽家境贫寒却得五陵子弟资助，最终写下《子虚赋》《上林赋》，得到武帝赏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其“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而这些“诸生”中便有不少五陵出身的少年俊才。正是这种文人与少年的互动，推动了汉赋的黄金时代。

而“五陵少年”这一词汇，首见于唐代诗人李白的《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此后这一词汇便在唐诗中频繁出现。不过，唐以前的文献虽未直接使用该词汇，却已出现描绘五陵地区豪贵子弟的篇章，如南朝陈诗人江晖《刘生》“五陵多美选，六郡尽良家”，便已勾勒出五陵豪族子弟的豪迈形象。除李白外，唐代多位诗人也对五陵少年多有描绘，且各有侧重。崔颢《渭城少年行》“贵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表现五陵少年的张扬不羁与豪迈；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凸显了五陵少年的奢靡阔绰；唐代陈陶“黠虏迢迢未肯和，五陵年少重横戈”，则将五陵少年的形象从市井游乐拉升至家国情怀的层面，描绘了他们在边疆告急时挺身而出、披甲上阵的英勇姿态。这些诗句让这一群体成为中国文化中“少年意气”的象征。

时代落幕

随着西汉衰落，五陵少年的黄金时代渐渐落幕。汉元帝以后，朝廷停止营建陵邑，徙民政策废止，五陵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优势逐渐丧失。《汉书·元帝纪》载：“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这道诏令终结了陵邑的辉煌。

王莽篡汉与战乱频仍，更让五陵地区饱受摧残。《后汉书·刘玄传》记载，更始军入长安后，“焚烧宫室，发掘园陵”，五陵邑遭到严重破坏，豪族子弟或避乱南迁，或沦为平民。曾经鲜衣怒马的少年群体，渐渐消散于历史尘埃之中。

如今，汉阳陵的陶俑依旧伫立，茂陵的封土沉默无言，考古出土的剑戈、瓦当、乐器，无声诉说着当年的繁华。五陵少年的故事是盛世的注脚，侠骨与忠勇是精神的脊梁，文化追求是文明的传承。咸阳原上的风，仍在讲述着这群少年的故事，让千年后的我们，依旧能感受汉代那一群少年的洒脱豪迈与风流不羁。（王昕 作者单位：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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