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咸阳地区货币流通复杂，市场混乱，呈现银、钱、票券混杂并用的局面。从清末银钱并用到民国纸币泛滥，在货币流通的演进历程中，也可窥见近代咸阳民间生活之一斑。

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

清末的银钱并用

清代，咸阳境内流通制钱和银两，制钱即铜钱，民间俗称“麻钱”，以“文”或“枚”为单位，制钱以“文”为单位，通常千文为一吊，百文为一串。银两，也称银锭，有整银、碎银之分，整银也叫纹银、马蹄银，每锭合库平约五十三两，库平是清代官府法定的银两计量标准。中锭是锤形，每锭合库平约十两。小锭是馒头形，民间俗称“银锞子”，每锭合库平约一到五两不等。另外，还有碎银子，规格多在一两。

民间在使用银两铜钱时，也有明显区别，即有“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习惯，银两作大额交易和储蓄之用。县城、市镇的大宗交易、商号结算、官税汇兑等均以银两为主，但日常生活中逛街消费，实际上还是用铜钱的情况多，即日常消费多以“文”作价。乡下村落则以使用铜钱为主。银两和铜钱之间的互换，按民间惯例得去钱庄折算兑换。应说明的是，近代咸阳民间装钱藏钱与现在社会迥然不同，如旧时百姓出门多会将碎银或铜钱放在褡裢上的口袋里，其中大的披在肩膀上，小的直接挂在腰上。有时还会将一串串铜钱缠绕在腰间，路费也就有了“盘缠”的别称，而“腰缠万贯”虽然具有浓厚的夸张色彩，但其所描绘的视觉画面却也较为贴切。其次还有袖袋，就是在衣袖收口处的暗袋里藏钱，以及出远门时将钱财缝在衣物夹层里。再者，旧时装银子的是荷包，外形类似香囊。另外，有时出门也会将钱藏在鞋袜里，以防被抢劫或遗失。

银钱并用局面在清末逐渐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光绪宣统时期，咸阳市面上开始流通银圆、铜圆。其中在市场上流通的银圆主要有两个来源，有明显的内外之别，海外有西班牙“双烛洋”、墨西哥“鹰洋”、英国“站人洋”等。其次，就是“龙洋”，包括光绪元宝、宣统元宝、大清银币等银圆。咸阳市面流通的银圆以“龙洋”为主，可兑换一百铜圆。到了民国前期，咸阳市面上流通有孙中山、袁世凯等头像的银圆。铜圆主要有光绪通宝、大清铜币。铜圆为清末始铸的圆形无孔新式铜币，民间俗称“铜板”。在近代咸阳地区流通的铜圆，面额有当十（当十个铜钱），称单铜圆；当二十，称双铜圆，这些铜圆都是天津铸造，其中单铜圆铸造最多也流通最广。四川铸造的面额是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黄铜圆。此外，还有民国初期流通的开国纪念铜圆以及陕西本土铸造的面额为一分、两分的铜圆。

清末到民国初期，咸阳市面上流通的钱币实际上是五花八门，这些来源各异的金属货币，即银两、银圆、铜圆、铜钱等共同构筑了银钱并用的货币流通格局。这段时期官方纸币还未正式发行，这些金属货币在民间市场也能兑换和正常使用。民间经济交易活动基本能够照常运转，民众日常生活开支也以此支付。但银钱并用局面使得货币流通成本增加，如“银贵钱贱”导致农民税负加重。此外，金属货币还有携带不便的缺陷，这是后来发行纸质货币的重要原因。

民国的钱币票券混用

民国初期，民间仍是银钱并用，咸阳境内主要流通使用银两和铜圆。据《咸阳市志》记载，民国初年，咸阳境内流通的铜圆有“大清铜币”“中华铜币”“光绪元宝”等单铜圆。1929年流通的银圆均来自外省，种类有开国纪念银币、老袁头、站人洋、孙中山像、大清银币及银两等，其中还流通有袁头一角、二角、五角3种。这些在咸阳市面上流通的金属货币，有着良好的市场信誉，社会各阶层对其认可度也较高，其币值也较为稳定，其中银圆更是在民间有着广泛被认可和使用。

这一时期，咸阳境内还短暂出现过具有地域性或临时性的纸币，或者说是准货币，如各种机构或银行发行的票券纸币。据《三原县志》记载，民国时期市面上流通的票券有“秦丰银行发行的银两票、富秦钱局发行的铜圆券、省财政厅发行的军用银两票、富秦银行发行的银圆券、省财政委员会发行的军用流通券、西北银行及陕西省银行发行的银圆券和铜圆券，以及中国、中央、交通、中国通商、中南、浙江兴业、四明等行钞流通市面。”应当说，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法币制度前，咸阳境内流通的货币票券，种类繁多，市场信誉好坏不一，商民百姓深受其害。例如那些发行和流通时间较短的票券纸币，以及只在军阀势力范围内流通的票券，随着军阀统治的结束，这些票券纸币也便犹如废纸。据记载，“当局强迫发行加字票流通券2000余万，不过半年宣告作废，致劳苦群众因而失业、流离失所、冻饿者不知多少；又滥发富秦钱票数千万串，概不兑现，每串现仅值三四十文”等。这些地方当局不恤民情，肆意滥发纸币，盘剥群众，掠夺社会资源，继而再宣布这些纸币作废或概不兑现，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秩序，实际上遭殃的还是劳苦大众。

据记载，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陕西的“秦陇复汉军”军政府曾发行过印有辛亥革命标志的纸币，作为军政府的货币，但很快又停用了。其次，1923年中国银行发行的五省联兑券和通用券，在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四川等五省发行的准货币，发行次年即在咸阳境内流通。再者，1927年西北银行发行兑换券，面额有一元、二元、十元，银圆券有一角、二角、五角面额。同时还有1928年富秦钱局发行的十枚、二十枚、五十枚、一百枚面额的铜圆券。民国前期咸阳境内流通的纸币，实在不可胜数，市面上不断出现一茬又一茬的纸币，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也不再是财富资产的载体，而是成了地方当局或军阀套取掠夺民众财富和血汗钱的工具，是民间挥之不去的梦魇。

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法币崩盘与人民币流通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实行法币制度，同时宣布白银国有和禁用银圆，市面上混杂的货币流通局面逐渐得到遏制，货币市场渐趋规范稳定，那些地方发行的纸币票券也就陆续停用，但在部分地区仍旧和银圆混用。咸阳市面上也开始以法币流通为主，经济发展也趋于平稳。抗战期间，法币的币值开始逐渐降低，货币信誉也在快速下降，法币的实际购买力更是不断缩水。抗战后期，国民党推出了“关金券”，作为法币的补充。就这样，法币与关金券同时在市场流通。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大肆滥发纸币，法币贬值愈演愈烈，在市面上流通的法币数量已经远远高于市场实际需求，恶性通货膨胀使得法币的信誉崩塌，同时物价开始暴涨，民间消费购物已经使用成捆成袋的法币来支付，法币贬值速度惊人，以致每天都在贬值，物价则一日数涨。据记载，1937年百元面额法币可以买到两头牛，但是到了1948年只能买到几粒大米。在这种法币如废纸的情形下，咸阳民间开始放弃使用法币，也拒收法币，转而用银圆、铜圆作为实际交易或储存媒介，同时用以物易物的办法来应付日常收支，咸阳县主要以小麦、棉花等作为交易等价物，小到理发剃头，大到商号交易，均是以物折算计价。如当时在咸阳县城理发一次的费用是两斤麦面钱，裕兴花行从估衣业商号敬丰魁处所购街道房产，即以折价四万斤棉花成交。

咸阳其他地方市面也是类似情形。据《兴平县志》记载：“市场交易以小麦、棉花为等价物相互交换，继之，市场无法控制，群众又自发流行银圆、铜圆”。同时，《长武县志》也有记载，长武市场交易以小麦、布匹、棉花等实物折算，或以物易物，银圆、铜圆则自发流通市面。另据《旬邑县志》相关记载，旬邑市场流通已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民间也再度流行银圆、铜圆。同时，旬邑的市面上还流通有陕甘宁边区银行等机构发行的纸币。

针对法币体系彻底崩溃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为了稳定货币市场，搜刮民间金银和外币，再次改革货币制度，发行“金圆券”以取代已经信誉扫地的法币和关金券，民间因饱受法币贬值之苦，普遍拒用金圆券，致使此次币制改革迅速失败。1948年，解放区开始流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次年5月咸阳解放，人民币正式在咸阳境内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币成为全国唯一的法定货币，至此金融货币市场逐渐稳定，同时也彻底告别了币制混乱的旧时代，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代。（任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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